转眼之间,一个多月过去。
时间很快来到了民国29年(1940年)元旦。
常校长照例发布了新年文告,号召全国军民坚定决心、继续抗战。
到这时候,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四个年头,日军虽然已经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攻势,但是中国的处境却变得更加的糟糕。
一个最为浅显的事实就是,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,各项开支却是剧增。
官僚统治集团的贪污腐败,相比抗战全面爆发前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,尤其是在陪都重庆,权贵集团的各种醉生梦死、夜夜笙歌,不由得不让人想起杜牧一首名篇:商女不知亡国恨,隔江犹唱后庭花。
陪都重庆是一派亡国景象,前线更糟!
日本的和谈其实只是假象,他们的真正意图却是诱降!
诱降的对象也分级,最大的目标当然是常校长,但是日本人对常校长基本没有抱什么期望,他们的真正的目标,是手握大权的国民党高官,以及前线手握重兵的国军高级将领,这些人才是日本政府的重点诱降目标!
为了诱降这些目标,日本政府也真是不惜血本。
不过效果也是极好,从38年的下半年开始,便陆续有高级将领投敌,而到了39年的下半年更是形成一个叛国投敌的高潮。
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何行键、晋绥军副师长蔡雄飞都在这时候投敌,跟随他们一起投敌的还有好几十万的国军!
这种大规模的叛国投敌行为,对于军心士气的打击是空前的。
所以,在整个39年底到40年初,整个战场的气氛都很压抑。
浙闽战区取得义乌大捷所带来的士气提振效应,也荡然无存。
这时候,身为国府最高领袖,常校长最该做的,应该是下定决心,以大毅力、大勇气整顿史治官场,整肃部队军纪风貌,重新军心民心凝聚起来。
然而常校长却并没有这么做,他脑子里始终绷紧的只有一根弦——权力倾辄!
出于这样的思维方式,当正面战场上所面临的来自日军的军事压力减轻之后,常校长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整肃部队,更不是整顿史治,而是打压清除异己,尤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以及新四军!
于是在山西、华北乃至苏鲁战区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磨擦事件。
小鬼子没来,但中国人自己却打起来了,着实让人痛心疾首。
不过,无论是在山西、江苏还是在河南,主动挑起磨擦的国军都没讨着便宜,反而被八路军或者新四军抓住机会,打了个落花流水。
……
所以这几天,常校长的心情不怎么美丽。
主要是国军在军事磨擦中处于全面下风,无论山西的朱怀冰,还是江苏的韩德勤,都在与共产党的军事摩擦中吃了大亏。
而更让常校长感到闹心的,还是朱良成。
毛森的暗杀小队出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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